在日本“遭遇”车祸

1998年3月21日，这一天是个星期六。我驾车送驻日记者团中的一友人去成田国际机场回国。返回东京的路上因高速公路严重堵塞，刚进入东京市境内，我将车驶下高速公路，停在一个叫作新木场的交叉路口前，等候信号变灯通过。停车的同时，我习惯地用眼睛余光扫了一下反光镜，突然发现一辆黑色的越野车高速向我乘坐的轿车冲来，就在我将“啊”字吐出口的同时，只听“嗵”的一声响，越野车已重重地撞在我的车尾上。撞击时产生的巨大惯性使我的座车猛地向前一冲，随着“嘭”的一声，停在我前面的一辆白色轿车的后备箱盖被撞得一下子掀了起来。一次被日本人习惯称为台球式撞击的交通事故就这样发生了。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惊呆了，呆坐车中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一个劲地揉搓被撞痛的脖子。疼痛和气恼使我面前出现一片空白。肇事的司机从后边跑过来敲击着我的车窗玻璃，一个劲地鞠躬赔礼道歉。因我还未从惊吓中清醒过来，加上气恼使我根本不想看他。不知什么时候前面的信号已由红变绿，被我撞着的白色轿车也已重新启动，转过交叉路口不见了。后边的车流因前面发生了交通事故全停在那里，没人乱按喇叭，也没有人跑过来围观，全都静静地等候在车里。

为了让后面的车流顺利通过，我试了试发动机，发现动力系统完好，于是便小心翼翼地把车移到道路外侧靠路边的地方停下来。肇事司机也随我把越野车移到路边。我慢慢走下来打量了一下我心爱的轿车。我驾驶的是一辆3000毫升级的豪华型丰田皇冠轿车。这种车在国内多用于外企，日本也多作为官厅用车，十分神气。而现在它已是面目皆非：后保险杠被撞进两个茶杯粗的坑，后备箱的侧板也受到损害。前保险杠严重变形，前车灯玻璃被撞碎，连油箱盖也隆了起来。接连不断的车流的汽车轮胎轧在散落在路面上的车灯碎玻璃上发出劈啪劈啪的响声，令人阵阵心痛。透过车窗传递过来的是一束束同情的目光。此前我也曾多次用相同的目光注视过他人，今天我却成了这一目光注视的对象。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肇事司机再次走到我面前，关切地问道：“您不要紧吧？”随后他顺手递上自己的驾驶执照说：“这是我的驾驶执照，此次事故完全是我之过，一切责任由我负。请您多多原谅！”按日本习惯，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交通事故，相关者事后所要作的第一件事都是首先问候对方身体有无受伤，然后把自己的驾驶执照递给对方，以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让对方放心。过目对方驾驶执照也有防止个别人乘机逃跑的牵制作用。因为日本的驾驶执照就像中国的居民证一样，除直接印有本人的照片外还有一长串复杂的数字，使其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直到此时我才看清肇事者原来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高高的个子，清瘦的脸上满是惶恐。被我撞了的前车主人此时也赶了过来，他也向我表示问候。因为当时我还未从惊吓和气恼中摆脱出来，也不知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只好索性一言不发，一个劲地搓弄阵阵作痛的脖子。日本发生交通事故后，判断相关者在该事故中应负责任的大小不是根据当事者个人是否善辩和声音的高低，而是根据警察现场调查定案。故在事故现场一般看不到当事者大声吵闹和拳脚相加的现象。

看到我的轿车受损程度和我的痛苦样子，年轻人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急忙掏出手机打电话报警。慌忙中几次把电话掉在地上。不一会，一辆响着警笛的救火车和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至。几位消防士跳下救火车问：“着火的车辆在哪？”显然是因那位小伙子慌忙中拨错了电话号码。在日本出现交通事故时应呼“110”，发生火灾时应呼“119”。不过，救护车是共用的。救护车上的救护人员招呼我上救护车去医院检查治疗。我担心如我不在现场会影响现场调查结果。想等警察来了后再说。救护人员看出我的心思劝道：“现场调查交给警察好了，不会有错的。还是先检查身体要紧。”救护人员把我扶上救护车，拉响警笛向附近医院疾驶而去。

把我交接给一家叫做藤崎医院的医护人员后救护人员悄悄走开了。在日本呼叫救护车是免费的，因此没有结帐问题，也无须对他们表示感谢。救护人员离去时告诉我，医院检查完后可直接去相邻的城东警察署，事故的善后工作将在那里进行。

也许是因这家邻近警察署的医院经常处理交通事故，护士马上为我准备了一份打上了“交通事故”字样的表格，并把我引进暗室，对颈椎和腰椎等疼痛部位进行拍照，值班医生在对我进行简单检查后很快作出了颈椎和腰椎挫伤的诊断，并开出全休半个月的诊断书。待我离开医院赶到警察署时，时间已过去约一个半小时。恰好处理此次事故的三名巡警带着另两位当事人和三辆受损的轿车回到了警察署。

三个巡警把我们分别引到三个相互隔绝的房间内接受口头调查。调查的内容很详细，从姓名、性别、年龄、工作经历、家庭成员构成直问到交通事故的发生。对我进行询问的警察姓山口，高高的个头，人长得很精神。听说我是中国驻日记者，山口表现得十分热情。他怕我对无休止的提问感到不耐烦，主动告诉我，有关事故的记述可由他写好后念给我听。我要作的只是对他的记录做一验证。也许是因刚刚做过现场调查，有关事故的记述他写得比我知道的还要详细，准确。加上地道的日语表达，令人感到事故记录无可挑剔。由警察代写事故记录在中国根本不可想象。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撞我的青年叫望月一成，是位银行职员。被我撞的叫若村元雄，是位公司职员。山口见我还不知道他们两人的名字，便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记下名字和住址等有关材料后递给我，让我保存好。

山口告诉我，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望月负有百分之百的责任，无论是对人体的损害还是对车辆的损害，原则上都由望月加入的保险公司负责。至于如何赔偿，赔偿额度定为多少将由相关人员各自加入的保险公司之间协商解决。警察所要作的除对事故现场进行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外，还将依据有关法律对肇事的驾驶员进行相应的行政和刑事处分，对于赔偿等民事问题警察则无权过问。最后山口问我是否打算对望月提出民事诉讼。我说我与望月素不相识，事故完全出于偶然，我不准备对他起诉。

整理好记录，山口让我在外边等一会，说是分手前有必要让我和望月直接谈一谈，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相互关照的，我想这不过是出于“解铃还须系铃人”的考虑，为了让当事者之间化解一下心中的怨气和不满再加把劲罢了。望月站在我面前再次向我鞠躬道歉。我不好意思再责备他。只是说，因我是个记者，每天的活动离不开车，希望尽快把我的车修好。年轻人一一答允，只是为难地说，当天是星期六，只有等到星期一保险公司上班后才能办。

第二天上午，我正躺在床上静养，忽听门外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望月特意从郊外的住所赶来向我表示慰问。他告诉我星期一早上，他就去保险公司办理修车和有关我去医院检查治疗等手续。果然在转天的上午9点多钟，也就是日本各个公司刚刚上班的时候，望月加入的大东京火灾海上保险公司负责汽车保险的西村便打来电话，他首先对我在事故中受伤表示慰问和道歉，并让我尽快把车送往我最熟悉的车厂检修，一切费用由他们保险公司负责。随后，他还告诉我，他们已通知一家汽车租赁公司，让他们于当天中午送一辆代用轿车给我，供我在修车期间使用。据我所知这种包车每天的租金约为2万日元，而我的轿车至少要修半个月，仅此一项对保险公司来说就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然而保险公司却毫无推诿之意，很快就一一落实了。中午一点钟未到，一辆白色的丰田皇冠轿车便送到了我的手上。负责人身保险的佐藤也打来电话，让我抓紧时间去医院检查治疗，并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寄来了所需的有关表格。

卷入交通事故是不幸的，但经过这次事故使我有机会了解了日本处理交通事故的一整套做法和保险公司在维护人身安全方面所肩负的重要作用，这也许可以说是一种意外收获。我在日本新闻界的朋友事后也对我说：“你的万幸还在于撞你的人和车事先都上了保险，否则，问题就麻烦了。”

保险公司不仅负责事故后的治疗费、住院费、看护费、车辆修理费，而且还承担受害者来往于医院间的交通费，治疗期间的误工费，并视情况支付一定的精神和肉体痛苦损失费。作为肇事者一方的保险公司为将受害者的痛苦降低到最低限度作出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如果没有保险公司的善后工作，真不知道会给日本社会留下多少难题。

事后朋友们还告诉我，保险公司在做交通事故善后处理时最怕遇到以下几种人。一是暴力团、二是律师、三是医生、四是记者。暴力团属黑社会，讲起条件来蛮不讲理是不言而喻的。另外三种人令保险公司头痛则各有其理由，律师熟知法律，容易钻法律的空子。医生属自由职业者，收入颇丰。若医生因卷入交通事故而休业，仅误工补贴就足以令保险公司难以招架。至于记者，保险公司其实是怕他们手中的那只笔，因为它既可以把一个保险公司的服务质量写得锦上添花，也可批得一无是处。我不知是不是因我也沾了记者的光，但仅就我个人体验而言，日本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善后处理中的作为的确无可挑剔。

相比之下，日本医院的诊断治疗却令我不敢恭维。由于我住在东京市中心，离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距离较远。藤崎医院的大夫主动把我介绍到市中心的广尾医院，这是一家市立大型医院，规模和设备都是私立的藤崎医院无法可比的，但服务态度却远不及藤崎医院。我每次去医院就诊常要排上一两个小时的队，大夫不到十分钟就把你打发了。每次的问诊和处置也极其简单，不但药物不变，而且问话也只反复重复一句话：“上次诊断时疼痛若为十分，这次减轻了多少？”在给我下药时，主治大夫还每次不忘地告诉我：“这些只不过是消炎止痛类的药物，副作用很大，不痛时最好别吃。”为了加速康复，我提出要求在药物治疗之外辅以针灸和按摩治疗。他们虽口头上承认针灸和按摩的积极康复作用，却在行动上因门阀主义作祟而排斥上述治疗方法。当我反问主治大夫时，“既然你们劝我不要吃药，又不同意我去做按摩等辅助治疗，那我该怎么办呢？”回答倒也干脆：静养！如果只是静养，那还要医院何用？我百思不得其解。